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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42章劉瑾明朝權閹之路（第1頁）

一、東宮侍儲

劉瑾，一個原本籍籍無名的陝西興平少年，卻在明朝中葉的政治舞台上書寫了一段既輝煌又悲涼的曆史。他的故事，始于一場命運的轉折——六歲被太監劉順收養，從此踏入了紫禁城的高牆深院，開始了宦海浮沉的一生。在這個時代，宦官勢力如同暗流湧動，而劉瑾憑借機敏與狡黠，逐漸嶄露頭角。

到了弘治年間，盡管一度因罪被查，但命運似乎特别眷顧這位後來被稱為“立皇帝”的人。赦免後的劉瑾，獲得了侍奉太子朱厚照的機會，這成為他人生中的重要轉折點。随着弘治十八年（1505年）朱厚照即位為武宗，劉瑾的命運也随之水漲船高。他與另外七名受寵太監并稱為“八虎”，而他更是居于首位，操控着皇宮内的諸多娛樂活動，深得武宗歡心。這種寵愛不僅讓他掌握了鐘鼓司，更在不久之後，躍升為内官監掌印太監，權柄日盛。

二、初獲權力

在正德元年（1506年）初，劉瑾的權力之路迎來了關鍵的飛躍。他不僅被委以重任，執掌象征軍事力量的“五千營”（應為誤記，實為“三千營”），更在明武宗朱厚照的心中占據了無可替代的地位。此時的劉瑾，已成為“八虎”之首，這個由八名深受武宗喜愛的宦官組成的團體，包括張永、谷大用、馬永成、高鳳、羅祥、魏彬、丘聚，他們圍繞在年輕的皇帝周圍，用盡手段博取歡心，而劉瑾以其過人的智謀和對曆史人物王振的效仿，尤為突出。

劉瑾深知，要鞏固自己在宮中的地位，必須緊緊抓住皇帝的心。因此，他每天變着花樣進獻珍禽異獸、歌舞表演、摔跤等娛樂項目，甚至誘導武宗私下出宮，體驗民間樂趣，這種種行徑雖讓武宗感到新奇快意，卻也逐漸侵蝕了皇帝的品性和治國之心。孝宗皇帝去世前留下的遺诏中，明确要求減少宦官幹政，尤其是撤回監守城門的宦官，但這一切在劉瑾的阻撓下未能實施，反而，他利用武宗的權威，讓在外監軍的宦官繳納巨額“承包費”，開啟了朝廷大肆斂财的先例，進一步破壞了國家财政秩序。

與此同時，劉瑾在京城周邊大肆擴張“皇莊”，數目竟高達三百多所，這一行為嚴重侵犯了百姓的土地權益，造成了社會矛盾的激增。這些皇莊名義上屬于皇家，實則成為了劉瑾等人中飽私囊的工具，百姓苦不堪言，怨聲載道。

三、屢遭彈劾

正德元年（1506年），随着劉瑾及其“八虎”集團的胡作非為日益嚴重，他們不僅引誘明武宗沉迷遊樂，荒廢朝政，更在朝野内外引起了廣泛的不滿和憂慮。朝中以内閣大學士劉健、謝遷、李東陽為核心的大臣群體，以及尚書張升等衆多官員，紛紛上書勸谏，希望武宗能迷途知返，嚴懲“八虎”，恢複朝綱。然而，面對這些忠誠的勸誡，武宗似乎被劉瑾等人牢牢蒙蔽，始終未予采納。

同年十月，形勢出現了微妙的變化。五官監候楊源利用天文星象的異常，上疏指出這是天象示警，暗示朝政不正。這次，武宗罕見地有所觸動。趁此機會，劉健、謝遷等人再次強烈進言，要求嚴懲劉瑾，戶部尚書韓文亦帶領群臣響應，形成了一股強大的政治壓力。武宗在壓力之下，初步妥協，派遣司禮監太監陳寬、李榮、王嶽前往内閣，提議将劉瑾貶谪至南京，試圖以此平息風波。

然而，内閣與諸多朝臣并不滿足于此，他們堅持認為，劉瑾等人罪大惡極，簡單的貶谪不足以平民憤，更無法根治朝政之弊。尚書許進擔憂過于激烈的行動可能引發宮廷變故，但劉健等人立場堅定，誓要清除“八虎”。此時，王嶽作為司禮監中的一股清流，與範亨、徐智等宦官對“八虎”深惡痛絕，他們将朝臣的主張如實禀報給武宗，并強調這是正本清源之舉，得到了部分朝臣的響應，計劃集體面聖請願。

劉瑾得知這一緊急情勢後，恐懼之餘，采取了極端的自救策略。他帶領馬永成等親信宦官，深夜向武宗哭訴求情，巧妙地将自己塑造為受害者，聲稱王嶽等人意圖限制皇帝的自由，而所謂的“玩樂”不過是生活小節，無關國家大政。劉瑾的花言巧語和情感攻勢，成功打動了武宗，後者勃然大怒，立即決定逆轉局勢，不僅沒有懲罰劉瑾，反而将劉健等人的支持者王嶽、範亨、徐智等人視為敵人，下令将他們貶谪南京，并派遣殺手在路上截殺了王嶽與範亨，徐智雖得以幸存，但也遭受了殘酷的肢體傷害。

四、欺下瞞上

劉瑾在取得武宗的絕對信任後，其權勢如日中天，他開始肆無忌憚地排除異己，欺壓臣僚，操縱朝政。首先，他借故打擊了反對他的核心人物，如将戶部尚書韓文革職，對敢于上疏請求保留劉健、謝遷等正直大臣的給事中呂翀、劉郤等六人施以杖刑，同時，還杖責了禦史薄彥徽等十五人，以此達到殺雞儆猴的目的。連遠在南京的官員，如武靖伯趙承慶、府尹陸珩、尚書林瀚等，隻要與反對他的奏疏有關聯，皆難逃懲罰，或是被逼辭職，或是削減俸祿。更有甚者，南京的幾位官員，如副都禦史陳春、禦史陳琳、王良臣，以及主事王守仁，因救助戴銑等人而遭到貶職或杖責。

劉瑾的暴虐不僅僅體現在對官員的個人打擊上，他更編織了一張密不透風的監視網，派遣校尉到全國各地秘密偵查，任何微小的不滿或異動都逃不過他的眼睛。他禁止官員之間相互救援，使得朝野上下人人自危，不敢發聲。同時，劉瑾利用手中的權力，大肆提拔親信至邊疆重鎮，進一步鞏固了自己的勢力範圍。在論功行賞時，他濫用職權，随意提升官校，甚至假借皇帝之名，賜予數百人錦衣官職，無視制度，妄自尊大。

此外，劉瑾還通過篡改文化成果來栽贓陷害。在《通鑒纂要》完成後，他無端指責翰林編修官工作不力，導緻衆人受罰。而對那些依附于他的文華殿書辦官張駿等人，則給予越級提拔，即便是裝潢工匠這樣的底層人員也被破格授官，這種颠倒黑白、混淆視聽的行為，進一步加劇了朝政的混亂。

劉瑾還發明了一種殘酷的懲罰方式——特制的重枷，以此來折磨那些稍有微詞的官員，如給事中吉時、禦史王時中等，許多人被折磨至瀕死才被解下枷鎖，有的甚至直接死于枷鎖之下。錦衣衛監獄因關押過多的囚犯而擁擠不堪，任何試圖對囚犯表示同情的官員，如錦衣衛佥事牟斌，也遭到嚴厲的懲罰。劉瑾的殘暴還體現在他對進谏者的無情打壓，如府丞周玺、五官監候楊源皆因直言進谏而被杖斃。

在處理朝政事務時，劉瑾更是狡猾地選擇在武宗沉浸于玩樂時奏事，利用武宗的厭煩情緒，快速決策，使得許多決定未經深思熟慮便付諸實施。久而久之，武宗也對頻繁的政務幹預感到厭倦，一句“我用你幹什麼？别來打擾我！”無意間給予了劉瑾更大的獨斷空間，使其得以在沒有皇帝直接監督的情況下，更加肆意妄為，獨攬大權。

五、黨同伐異

正德二年（1507年）三月，明朝的朝政經曆了一場重大的風波。當時的權臣劉瑾，利用手中的權勢，對朝廷中的異己勢力進行了殘酷的打壓和排斥，這一行為在曆史上被稱為“黨同伐異”。

劉瑾首先拉出一份“奸黨”黑名單，這份名單上包括了大學士劉健、謝遷，尚書韓文、楊守随、張敷華、林瀚，以及郎中李夢陽、主事王守仁等衆多朝廷中的忠誠正直之士。這些官員在朝堂之上以忠言直谏着稱，卻因此成為了劉瑾的眼中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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