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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42章 劉瑾 明朝權閹之路(第1頁)

一、東宮侍儲

劉瑾,一個原本籍籍無名的陝西興平少年,卻在明朝中葉的政治舞台上書寫了一段既輝煌又悲涼的曆史。他的故事,始于一場命運的轉折——六歲被太監劉順收養,從此踏入了紫禁城的高牆深院,開始了宦海浮沉的一生。在這個時代,宦官勢力如同暗流湧動,而劉瑾憑借機敏與狡黠,逐漸嶄露頭角。

到了弘治年間,盡管一度因罪被查,但命運似乎特别眷顧這位後來被稱為“立皇帝”的人。赦免後的劉瑾,獲得了侍奉太子朱厚照的機會,這成為他人生中的重要轉折點。随着弘治十八年(1505年)朱厚照即位為武宗,劉瑾的命運也随之水漲船高。他與另外七名受寵太監并稱為“八虎”,而他更是居于首位,操控着皇宮内的諸多娛樂活動,深得武宗歡心。這種寵愛不僅讓他掌握了鐘鼓司,更在不久之後,躍升為内官監掌印太監,權柄日盛。

二、初獲權力

在正德元年(1506年)初,劉瑾的權力之路迎來了關鍵的飛躍。他不僅被委以重任,執掌象征軍事力量的“五千營”(應為誤記,實為“三千營”),更在明武宗朱厚照的心中占據了無可替代的地位。此時的劉瑾,已成為“八虎”之首,這個由八名深受武宗喜愛的宦官組成的團體,包括張永、谷大用、馬永成、高鳳、羅祥、魏彬、丘聚,他們圍繞在年輕的皇帝周圍,用盡手段博取歡心,而劉瑾以其過人的智謀和對曆史人物王振的效仿,尤為突出。

劉瑾深知,要鞏固自己在宮中的地位,必須緊緊抓住皇帝的心。因此,他每天變着花樣進獻珍禽異獸、歌舞表演、摔跤等娛樂項目,甚至誘導武宗私下出宮,體驗民間樂趣,這種種行徑雖讓武宗感到新奇快意,卻也逐漸侵蝕了皇帝的品性和治國之心。孝宗皇帝去世前留下的遺诏中,明确要求減少宦官幹政,尤其是撤回監守城門的宦官,但這一切在劉瑾的阻撓下未能實施,反而,他利用武宗的權威,讓在外監軍的宦官繳納巨額“承包費”,開啟了朝廷大肆斂财的先例,進一步破壞了國家财政秩序。

與此同時,劉瑾在京城周邊大肆擴張“皇莊”,數目竟高達三百多所,這一行為嚴重侵犯了百姓的土地權益,造成了社會矛盾的激增。這些皇莊名義上屬于皇家,實則成為了劉瑾等人中飽私囊的工具,百姓苦不堪言,怨聲載道。

三、屢遭彈劾

正德元年(1506年),随着劉瑾及其“八虎”集團的胡作非為日益嚴重,他們不僅引誘明武宗沉迷遊樂,荒廢朝政,更在朝野内外引起了廣泛的不滿和憂慮。朝中以内閣大學士劉健、謝遷、李東陽為核心的大臣群體,以及尚書張升等衆多官員,紛紛上書勸谏,希望武宗能迷途知返,嚴懲“八虎”,恢複朝綱。然而,面對這些忠誠的勸誡,武宗似乎被劉瑾等人牢牢蒙蔽,始終未予采納。

同年十月,形勢出現了微妙的變化。五官監候楊源利用天文星象的異常,上疏指出這是天象示警,暗示朝政不正。這次,武宗罕見地有所觸動。趁此機會,劉健、謝遷等人再次強烈進言,要求嚴懲劉瑾,戶部尚書韓文亦帶領群臣響應,形成了一股強大的政治壓力。武宗在壓力之下,初步妥協,派遣司禮監太監陳寬、李榮、王嶽前往内閣,提議将劉瑾貶谪至南京,試圖以此平息風波。

然而,内閣與諸多朝臣并不滿足于此,他們堅持認為,劉瑾等人罪大惡極,簡單的貶谪不足以平民憤,更無法根治朝政之弊。尚書許進擔憂過于激烈的行動可能引發宮廷變故,但劉健等人立場堅定,誓要清除“八虎”。此時,王嶽作為司禮監中的一股清流,與範亨、徐智等宦官對“八虎”深惡痛絕,他們将朝臣的主張如實禀報給武宗,并強調這是正本清源之舉,得到了部分朝臣的響應,計劃集體面聖請願。

劉瑾得知這一緊急情勢後,恐懼之餘,采取了極端的自救策略。他帶領馬永成等親信宦官,深夜向武宗哭訴求情,巧妙地将自己塑造為受害者,聲稱王嶽等人意圖限制皇帝的自由,而所謂的“玩樂”不過是生活小節,無關國家大政。劉瑾的花言巧語和情感攻勢,成功打動了武宗,後者勃然大怒,立即決定逆轉局勢,不僅沒有懲罰劉瑾,反而将劉健等人的支持者王嶽、範亨、徐智等人視為敵人,下令将他們貶谪南京,并派遣殺手在路上截殺了王嶽與範亨,徐智雖得以幸存,但也遭受了殘酷的肢體傷害。

四、欺下瞞上

劉瑾在取得武宗的絕對信任後,其權勢如日中天,他開始肆無忌憚地排除異己,欺壓臣僚,操縱朝政。首先,他借故打擊了反對他的核心人物,如将戶部尚書韓文革職,對敢于上疏請求保留劉健、謝遷等正直大臣的給事中呂翀、劉郤等六人施以杖刑,同時,還杖責了禦史薄彥徽等十五人,以此達到殺雞儆猴的目的。連遠在南京的官員,如武靖伯趙承慶、府尹陸珩、尚書林瀚等,隻要與反對他的奏疏有關聯,皆難逃懲罰,或是被逼辭職,或是削減俸祿。更有甚者,南京的幾位官員,如副都禦史陳春、禦史陳琳、王良臣,以及主事王守仁,因救助戴銑等人而遭到貶職或杖責。

劉瑾的暴虐不僅僅體現在對官員的個人打擊上,他更編織了一張密不透風的監視網,派遣校尉到全國各地秘密偵查,任何微小的不滿或異動都逃不過他的眼睛。他禁止官員之間相互救援,使得朝野上下人人自危,不敢發聲。同時,劉瑾利用手中的權力,大肆提拔親信至邊疆重鎮,進一步鞏固了自己的勢力範圍。在論功行賞時,他濫用職權,随意提升官校,甚至假借皇帝之名,賜予數百人錦衣官職,無視制度,妄自尊大。

此外,劉瑾還通過篡改文化成果來栽贓陷害。在《通鑒纂要》完成後,他無端指責翰林編修官工作不力,導緻衆人受罰。而對那些依附于他的文華殿書辦官張駿等人,則給予越級提拔,即便是裝潢工匠這樣的底層人員也被破格授官,這種颠倒黑白、混淆視聽的行為,進一步加劇了朝政的混亂。

劉瑾還發明了一種殘酷的懲罰方式——特制的重枷,以此來折磨那些稍有微詞的官員,如給事中吉時、禦史王時中等,許多人被折磨至瀕死才被解下枷鎖,有的甚至直接死于枷鎖之下。錦衣衛監獄因關押過多的囚犯而擁擠不堪,任何試圖對囚犯表示同情的官員,如錦衣衛佥事牟斌,也遭到嚴厲的懲罰。劉瑾的殘暴還體現在他對進谏者的無情打壓,如府丞周玺、五官監候楊源皆因直言進谏而被杖斃。

在處理朝政事務時,劉瑾更是狡猾地選擇在武宗沉浸于玩樂時奏事,利用武宗的厭煩情緒,快速決策,使得許多決定未經深思熟慮便付諸實施。久而久之,武宗也對頻繁的政務幹預感到厭倦,一句“我用你幹什麼?别來打擾我!”無意間給予了劉瑾更大的獨斷空間,使其得以在沒有皇帝直接監督的情況下,更加肆意妄為,獨攬大權。

五、黨同伐異

正德二年(1507年)三月,明朝的朝政經曆了一場重大的風波。當時的權臣劉瑾,利用手中的權勢,對朝廷中的異己勢力進行了殘酷的打壓和排斥,這一行為在曆史上被稱為“黨同伐異”。

劉瑾首先拉出一份“奸黨”黑名單,這份名單上包括了大學士劉健、謝遷,尚書韓文、楊守随、張敷華、林瀚,以及郎中李夢陽、主事王守仁等衆多朝廷中的忠誠正直之士。這些官員在朝堂之上以忠言直谏着稱,卻因此成為了劉瑾的眼中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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