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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17章 謝升 從大明忠臣到清廷元老的傳奇一生（第1頁）

一、早期仕途

謝升，這位生于明萬曆七年（1579年，按官年計算為萬曆十年即1582年）的傑出人物，早年便遭遇了家庭的不幸，先是失去了母親，後又痛失父親，但這些并沒有阻止他追求學問的腳步。萬曆三十一年（1603年），謝升考中舉人，四年之後，即萬曆三十五年（1607年），他在殿試中以三甲第三十五名的成績獲得同進士出身的榮譽，正式邁入了仕途。

登科後，謝升初任三河知縣，他的治理風格深受百姓愛戴。他以其卓越的才能和果斷的行動力，解決了許多前任未能解決的問題，對待官府如同對待家庭一樣細心，對待百姓則如同對待子女一般關愛。這種親民的作風和卓越的行政能力，很快使他在地方上聲名鵲起。

不久，謝升調任遵化知縣，但在任上不久，由于要為祖父守孝，他不得不暫時離開了工作崗位，這是古代中國官員遵循的孝道傳統。萬曆四十一年（1613年），謝升再次出仕，擔任雄縣知縣，而後又改任滑縣知縣。在這些崗位上，他表現出了嚴謹的品行和清廉的操守，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，堅決維護法律的尊嚴，不向任何勢力妥協。

謝升的政績和正直的品格最終引起了朝廷的注意。萬曆四十四年（1616年），他被征召入京，兩年後，即萬曆四十六年（1618年），他獲得了吏部考功司主事的職位，随後又升任文選司員外郎。在吏部任職期間，他深入理解了國家的人事選拔和考核機制，這對他未來的職業生涯有着深遠的影響。

二、宦海沉浮

天啟四年（1624年），謝升在東林黨人趙南星的舉薦下，出任文選司郎中。然而，當趙南星試圖幹預人事任命時，謝升堅守原則，拒絕成為其執行命令的工具，毅然辭職，展現了他剛直不阿的性格。這一舉動也使得他在魏忠賢掌權後，雖未依附東林黨，亦未屈從于魏忠賢，從而在天啟六年（1626年）被起用為太常寺添注少卿。

謝升在魏忠賢統治時期，始終保持獨立立場，拒絕參與為魏忠賢建立生祠的活動，并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，保護了趙南星的生命安全，顯示了他的人格魅力和道德勇氣。魏忠賢垮台後，謝升在崇祯元年（1628年）再度得到起用，擔任太常寺少卿，标志着他仕途的再次複蘇。

崇祯二年（1629年），朝廷在考慮派任各地巡撫時，謝升主動請纓，但當得知可能被任命為順天巡撫時，他感到這是對自己不利的安排，于是稱病推辭。在接下來的太仆寺卿人選會推中，他又突然表示身體康複，成功獲得此職。這一系列事件引起言官毛羽健的彈劾，指責他言行不一，但最終事件未有實質性後果。

崇祯三年（1630年），謝升升任吏部左侍郎，後調任南京吏部尚書。然而，他的仕途并非一帆風順，崇祯五年（1632年），因路振飛的彈劾，謝升被冠以“九尾狐”的惡名，雖未被證實，但也未能進一步升遷。

直到崇祯七年（1634年），在首輔溫體仁的支持下，謝升終于登上吏部尚書之位，他在此期間協助溫體仁排擠政敵，但也因未對霍維華的提名提出異議而遭到彈劾，最終在崇祯十年（1637年）被罷官。

然而，謝升的命運并未就此終結。崇祯十二年（1639年），在新任吏部尚書遲遲未到任的情況下，他再次被崇祯帝起用，擔任太子太保、吏部尚書。這一次，謝升推行了一系列新的人事政策，使人事工作井然有序，深得崇祯帝的賞識，證明了自己在政治舞台上的價值。

三、跻身閣臣

謝升在崇祯十三年（1640年）四月二十八日，被授予禮部尚書之職，随後更進一步，拜東閣大學士，與陳演一同成為内閣成員，這意味着他已跻身帝國決策的核心層。不久，謝升的官銜不斷攀升，加封少保，改任吏部尚書，進位武英殿大學士，最終升至少傅、建極殿大學士，成為朝中極具影響力的閣臣。

崇祯十四年（1641年），面對松山、錦州前線的危急局勢，明朝軍隊陷入困境，無力實施有效救援。此時，謝升私下對閣僚表達了對議和的支持态度，這源于他對戰局的深刻洞察和對國家利益的考量。在兵部尚書傅宗龍談及新任兵部尚書陳新甲傾向于對清議和時，謝升認為議和或許是一條可行之路。他建議采用“用間”策略，以引導崇祯帝同意與清朝進行議和談判。崇祯帝最終接受了這一提議，委任陳新甲主持議和事宜。

然而，謝升的立場和言論最終給他帶來了麻煩。崇祯十五年（1642年）四月，在與新任科道官讨論兵饷問題時，謝升不慎批評了崇祯帝過于自負，過于依賴個人判斷，導緻國家陷入危機。他還透露了崇祯帝在奉先殿祈簽後決定議和的内情，這被認為是洩露了宮廷機密。科道官們聽聞此言，立即上報，彈劾謝升“歸罪天子”，“诽謗君父”，“洩禁中語”，“大不敬”。

崇祯帝對此極為憤怒，下令對謝升進行議處。同時，言官米壽圖在彈劾兵部郎中張若麒時，也将矛頭指向了謝升，指控他是張若麒背後的庇護者。面對衆多彈劾，崇祯帝原本意圖嚴懲謝升，但鑒于朝中大量官員附和彈劾，且崇祯帝用人往往呈現出“彈章愈多，位愈固”的反比現象，最終決定從輕發落，僅将謝升削籍為民，保留了他的一線生機。

四、降清去世

崇祯十七年（1644年），大明王朝的最後歲月，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軍攻陷北京，大明的統治土崩瓦解。在這一混亂局面中，謝升展現出了一種複雜的行為模式。當李自成的部隊派遣吳征文、閻傑鎮守德州時，謝升竟然發動了一場反抗，将他們殺害，并扶植被囚禁在德州的慶王後裔、香河知縣朱帥??為濟王，試圖在亂世中尋求一種新的政治定位。

然而，不久之後，清軍入關，曆史的車輪繼續向前滾動。謝升與同籍禦史趙繼鼎、盧世?等人，在同年六月向清廷遞上了降表，表明了歸順之意。在表文中，謝升不僅詳述了自己的起兵經曆，還懇請清廷能夠“興滅繼絕”，延續明室的祭祀。清廷對謝升的态度表示了寬容，采納了王鳌永的建議，恢複了謝升的原有官職，顯示了其對前明官員的招撫政策。

謝升于八月二十七日抵達北京，随即被納入清廷的内三院，與馮铨、洪承疇等共同處理政務，成為清廷統治機構中的一員。盡管謝升曾以年邁為由請求退休，但清廷出于對他的重視，予以挽留。在清廷，謝升的影響力仍然顯着，他參與了僞太子案的審理，判定所謂的前明太子實為冒名頂替之人。

順治二年（1645年），謝升的生命走到了終點。正月十七日，他因病告假，清廷派遣太醫為其診治。兩天後，謝升病逝。清廷對謝升的逝世表示了哀悼，追贈他為太傅，賜予“清義”的谥号，對其家屬給予了優厚的撫恤，包括給予其子中書舍人的官職，以及豐厚的喪葬補助。然而，曆史的評價并不總是如此寬容，乾隆年間，謝升的名字被收入《貳臣傳》，這标志着後世對其在明末清初行為的争議與批判。

結語

謝升的一生，既是個人才華與機遇的展現，也是時代洪流下個人抉擇的反映。他的經曆提醒我們，在曆史的長河中，每個個體的選擇都會受到時代背景的影響，而曆史的評價往往充滿了複雜性和多元視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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