成功的人尤其偏愛三國,種雲來到荊州,想從世家子弟的一生窺見這個時代。
三國世家,想要變化的和想要堅守的互相撕扯,處處都是心機、也處處都是對立。
然而仁者見仁、智者見智。廟堂之上,皆可見用人理政之道。
而攻守之間,也足以見為人處世之哲學。這或許就是三國時代帶給種雲的最大樂趣。
當然電視劇和遊戲太多虛構,演繹畢竟與曆史不同。
建安五年,彼時中原紛亂,諸侯并起,袁紹引兵百萬南下。曹操雖“挾天子以令諸侯”,但人人思漢,曹操心病難除、病痛難消。
不久後,曹操一篇《招賢令》公布于衆,隻論才德、不論仁義,一反大漢四百年“舉孝廉”傳統,可見其求賢之誠。
正是《招賢令》的頒布,漢獻帝借此機會,血書“衣帶诏”,命董承刺殺曹孟德。
事件敗露後,百名漢臣入獄,以司馬懿、楊修為主的世家公子登上舞台。而後曹丕、曹植争奪世子之位,司馬懿、楊修也各出奇謀。
曹操,治世之能臣,亂世之奸雄。
大小英雄皆成于野心,也敗于野心。古往今來,百姓都得意于道義上感人的故事,以自己的喜好來演繹曆史。
曹操“挾天子以令諸侯”,不臣之心昭然若揭。這就坐定了曹操的原罪。然而撇開曹操的多疑、權變,其眼界、心胸、才能都讓人折服。
曹操以一歸鄉校衛起兵,卻能在最後對抗“四世三公”的袁紹,這就不得不說起其用人之道。
曹操用人,重“才”而不重“德”。
曹操頒布《求賢令》,隻要有治世之才,“不仁不義”者皆可為官。
東漢,科舉制尚未出現,用察舉制與征辟制來選拔人才。但“舉孝廉”的權利皆被門閥士族所把持,“品行”早已成為噱頭。
曹操的《求賢令》可謂是打破了陳規,世家當然不樂意和他合作。
楊修之父楊彪就首先提出質疑:“官員應有德者居之,怎可用急功近利的小人?”
然而究竟什麼是德?曹操說到:“能臨陣制勝,不使将士枉死者是德;治國安民,不使百姓受凍餒之苦是德。治國用兵,平定亂世,用有才者。”
在後代,張居正也曾提出要能力,不要清官,雖然清官可以成為道德典範,但是不能造福一方,就算是道德情懷再高也是一個廢物。
曹操的用人特點,恩威并施,以收人心。
曹操讨伐袁紹,在袁紹處發現朝中之臣密信,而曹操借此探曹丕、曹植的處事手段。
曹丕是“查,而後燒”,而曹植與曹操一樣,用人不疑,“袁紹之強,連我尚不能自保,況衆人乎?燒!”。
在曹操、曹植看來,大戰之後,應廣布福澤,以收人心。
曹植直接谏言:趨利避害是人之常情,可留一、二隐患,如再有不軌,再殺不遲。
需要注意的是,曹操本就多疑,與其說用人不疑,不如說曹操是疑人不用,恩威并施。在還不确定司馬懿可用之時,司馬懿隻能做雜事。
當然種雲也承認,曹操知人善用,視野廣闊。
曹丕一直對曹操任用楊修耿耿于懷。在曹丕看來,楊修公器私用,為人陰險,“一味對楊修這樣的人加恩,隻會讓他更貪婪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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